夏文化研究的热潮和方向

发布时间:2022-05-16   来源:文博中国   编辑: 侯卫东   浏览:307

夏文化是历史和考古领域最引人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之一。1959年,著名上古史和考古学者徐旭生对豫西“夏墟”的调查工作,拉开了夏文化田野考古和研究的大幕。新中国成立十年之后,在国家重视、社会关注、学者倾心的背景下,开启了探索夏文化的漫长之路。偃师二里头遗址在此次考古调查工作中进入考古学家的视野,并开启了此后延续至今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成为夏文化研究中最关键的遗址。


第一次高潮


1977年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掀起考古学界研究夏文化的第一次热潮。主持王城岗龙山时代古城发掘工作的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将其与文献上的“禹都阳城”联系起来。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有重大推进,已揭露出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宫殿宗庙建筑。现场会讨论热烈、新见迭出,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提出了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新中国考古掌舵人夏鼐指出,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很重要,现场会成效很大,但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此后多年内,夏文化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成为考古学界的热点课题。

第二次高潮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启动,是20世纪末最受关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活动,引起考古学界研究夏文化的第二次热潮。以考古学牵头,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夏文化,引领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范式。“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的绝对年代区间划在约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对应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晚期,把偃师二里头遗址指认为夏王朝晚期都城,提出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等重要观点。这个阶段夏文化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多学科合作和跨学科研究,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成为夏文化研究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引领了持续至今20余年的学术潮流。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表明其是夏王朝晚期都城,是研究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遗址。

第三次高潮


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之际,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于2019年10月开馆,点燃考古学界研究夏文化的第三次热潮。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2020年23期发表署名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指出“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就在2020年,“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获批立项,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河南省文物局夏文化基础研究项目立项,从研究机构和项目设置上实现新突破。近两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术会议、研讨班、专著和论文等,与夏文化相关者比例非常高,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超过前两次热潮。

第三次热潮来临之前也有很多前兆。2015年冬季,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考古视野下的早商文化与先商文化研讨会”,主题实际上是针对夏文化问题和夏商文化关系,由于夏文化的确认和研究难度再次被强调,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刘绪倡议通过“早商文化与先商文化”的研究来探索夏文化,李伯谦在主旨发言中对会议名称没有直接体现“夏文化”深感遗憾。这次会议上学者们总体上感到夏商考古沉寂了多年,应该掀起新的热潮。

2017年冬季,《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张立东、任飞编,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编者张立东,策划在河南大学举办“夏文化暑期研讨班”,以培养未来的夏文化研究者。

2018年河南大学主办首届“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得到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和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刘绪的大力支持,王巍出席开班仪式并做了首场学术报告,刘绪做了压轴学术报告并出席结班仪式。

2019年举办第二届“夏文化暑期研讨班”时,适逢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夏文化研究的热潮逐渐涌来,专家和学员的热情都很高。

2020年举办第三届“夏文化暑期研讨班”时,正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二里头遗址考古和夏文化研究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阶段,虽然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采用线上方式办班,各方重视程度非常高、学员学习热情非常高。

因此,以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在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广泛关注、学者凝心聚力的背景下,2019年以来逐渐形成了夏文化研究的第三次热潮。有趣的是,1959年以来,大体上是20年左右出现一次夏文化研究热潮;也体现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是一种慢功夫和硬功夫,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会集中出成果。

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新郑望京楼商城、焦作府城商城、辉县孟庄商城、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等中原地区商代早期城市的营建,与二里头失去都城地位及多座二里头文化城邑改建的时间大体耦合,北方的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西方的东下冯文化等文化因素在此时大量汇聚到郑州商城和二里头,这段时间也与文献上的夏商之际相当,这些考古材料无疑是夏、商王朝更替的表征,二里头恰是夏王朝最后一座都城。因此,夏文化的“尾”可以由二里头夏都卡定,可以此为基础上溯早期夏文化并寻找夏文化之“首”。


通过长期考古发掘和研究,夏文化之“首”可以追到龙山文化晚期,已经是主流意见,但确认夏王朝早期都城的任务还很艰巨。因此,寻找和确认夏王朝早期都城,并进而确认早期夏文化、卡定夏文化之“首”,是夏文化研究工作的一个首要方向。


夏王朝的龙兴之君大禹以治水英雄的形象传之后世,也是因治水获得认可和拥护的,他治水的理念和经验迄今仍然有重要价值。夏文化研究应当关注洪水、治水、阻水、排水等遗迹现象,需要深入研究夏王朝城市选址特征、阻排水系统、区域洪涝灾害等问题。夏王朝腹地的中原地区,现在依然面临汛情和洪涝灾害,对此类夏代文化遗产的识别和认知,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对此前6000年的文化遗产和政治经验进行了继承和总结,另一方面是此后3000余年历代王朝文明之根。以二里头都邑及其他区域性中心城邑构成的城市文明和制度文明,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源,需要研究深、讨论透。


夏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了夏王朝的整个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社会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可以勾勒出夏文化的丰满图景。全面揭示夏文化的面貌和内涵,是研究夏文化的最终方向。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