鞘是马鞍后部两侧垂挂的用皮革制作的带子，在古代还有其他的称谓。《说文·革部》：“䪎[suī]，緌也。”《玉篇·革部》：“䪎，思危切，鞍边带”。《广雅·释器》曰：“䪎谓之鞘”，王氏疏证：“《广韵》䪎，鞍䪎也，一曰垂貌。鞘亦垂貌也，犹旗旒谓之旓矣。”语言学家杨宝忠先生根据《切韵》《广韵》《玉篇》《广雅》《万象名义》等字书考证，

、䪎、鞘相同，都是马鞍边带也[2]。胡服有鞢

带，用以垂挂饰物，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讲：“《梦溪笔谈》之鞢

，亦谓马鞍之饰。”故也将鞍鞘称为鞢

带，同样也可以垂挂饰物。

鞍鞘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文献中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应在马鞍出现之后。中国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汉代，马鞍上就出现了鞘，如孙机先生举例的河北定县三盘山西汉墓出土的错金银嵌松石铜

輗[ní]，马上有二鞘”[3]，另外，我们在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中可以更直观、更清楚地看到马鞍上的二鞘”[4]。这一时期马鞍上有鞘的并不多见，鞘的数量也不多，魏晋南北朝时期，马鞍上流行装饰剩，壁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形象资料，如甘肃敦煌西晋基K7画像砖《骑射图》中的马有二鞘[5]，辽宁朝阳哀台子四世纪初至四世纪中叶的墓葬壁画(车骑图》中的马有三鞘[6]，敦煌257窟北魏壁画《九色鹿本生》中的马有四鞘[7]，另外，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五石上的马有四鞘[8]，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基围屏石榻正面屏风第四幅《宾主相会》上的马有四鞘[9]，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鞘的数量一般在2-4条，虽然坐骑的主人都是贵族，但还看不出与身份等级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到了隋代，不仅仍然有三鞘、四鞘，还出现了五鞘，如山西太原虞弘墓石椁椁座右壁、左壁的彩绘浮雕《骑马射猎图》，马鞍上有墨绘的五鞘[10]。

唐代，尤其是初唐盛唐时期，鞍鞘极其流行，许多纪年明确的唐基壁画和陶俑上可以看到其形象资料(见附表)，在铜镜、金银器、陶瓷器等器物中也有发现[11]，传世唐代绘画也不乏其例：不仅在两京地区，在遥远的边疆也有发现，如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D7寺院出的七世纪还愿木版画，马有三鞘[13]，高昌古城出土的壁画《骑马的景教传教士》，马有五鞘[14]，阿斯塔那M188出土屏风画《侍马图》马亦有五鞘[15]；青海都兰八世纪中期吐蕃贵族墓9DLNM3出土的骑马木俑，马有四鞘[16]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已经出现了六鞘，中宗神龙二年(706)陪葬于乾陵的永泰公主墓，墓道东壁绘出公主级别的6杆列戟图，列戟前的《胡人备马图》，两名驭于各牵一匹袱、鞍、鞯、障泥、马镫等配备齐全，络头、攀胸、鞦带饰金的白马，鞍上垂有六鞘（图一）。这是公主出行所乘之马。

图一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胡人备马图》

同年营建的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马也都有六鞘。懿德太子墓为目前所发掘唐墓中规模最大者，墓道壁画多有天子之象，《仪仗图》中坐骑为六鞘。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的《狩猎出行图》和西壁的《马球图》，反映的是墓主李贤生前外出游玩狩猎的场景，不仅被认为是主人坐骑的门为六鞘，随从的坐骑也是六鞘(图二、图三)。

图二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

图三 唐章怀太子墓《马球图》

永泰公和懿德太子迁葬于乾陵时，给与的是“号墓为陵”的特殊礼遇，李贤生前被立为皇太子，曾多次奉旨监国，身份之高自不待言。除了乾陵陪葬墓壁画，乾陵神道两侧雕刻于武则天时期的石鞍马(图四)，以及近年在乾陵陵园内城北门出土的石马也都是六鞘(图五)。稍晚陪葬于唐中宗定陵的景云元年(710)节愍[mǐn]太子墓，墓道西壁的《马球图》，马有五鞘还是六鞘，因残损严重难以确认，但出土于前甬道且保存完好的三彩鞍马(Ml：286)，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六鞘及其结构(图六)。

图四 唐乾陵神道石鞍马

图五 唐乾陵北门出土石马

图六 唐节愍太子墓出土三彩鞍马

陕西富平玄宗开元25年(727)李邕[yōng]墓壁画《马球图》，黄袍骑手的坐骑也是六鞘。这些事例说明六鞘之制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在公元八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六鞘，而且同五鞘一样，都与等级有关(见附表)，只是还没有被“御制”而已。《宋史》卷一四八《仪卫志六·卤簿仪服》所记载的宋代御马六鞘之制其实源于唐代，确切地说始于公元八世纪初。“六”在唐代有特殊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与祆教神秘数字“三”的倍数有关，有“无限多”之寓意[17]，因此六鞘代表了用鞘的最高等级。

鞍鞘用皮革制作，它的出现与固定马鞍有关：鞦带从马尻绕到后鞍桥两侧，穿过鞍眼绑缚固定，长余的形成鞘带垂下，故也有称鞘为鞦[qiū]带的。除了固定鞍鞯，鞘还有拴系物品的实用功能，一直到唐代，还可以看到其孑遗[18]。后来鞘带逐渐由一条增加至多条，功能变为以装饰为主。从唐墓壁画中的鞍鞘看，无论几条，第一条仍作绑缚鞍鞯之用，故较粗较长，排列其后的数条纯粹为装饰，故较细稍短。新疆乌鲁木齐盐湖2号唐墓出土一件木鞍[19]，鞍座后部左右两侧各有五个鞘眼，一大四小，显然大者供鞦带穿过结扣，故此鞘带应较粗较长，其余四小者用于系结装饰性鞘带，故较细，印证了唐墓壁画中的鞍鞘形制。

与后代鞍鞘相比较，唐代鞍鞘稍短，长度约在1尺左右，一般不过障泥底边，这也是唐代鞍鞘的一个特点，因此鞍长短也成为判别其时代的一个重要参考。日本奈良市手向山神社收藏一件唐鞍[20]，据说来自东大寺，此鞍保存完好，后鞍桥两侧各垂有五鞘，结构与昭陵六骏相同，但长过障泥很多，因此有可能是后代修理所为。以此来看传世唐画，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明皇幸蜀图》，恐怕宋代的痕迹就很明显了。

唐之后，鞍鞘仍然流行。虽然《辽史·仪卫志》中没有相关的礼仪记载，但考古发现的辽代马鞍上常有多鞘的装饰，如库伦辽代壁画墓一号墓墓道北壁《备马图》，马有五鞘[21]；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一套四鞘马鞍及一副镶玉银质鞘带(五鞘，报告称鞢

带)，壁画《牵马图》马鞍亦有四鞘[22]；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备马图》有四鞘[23]，张世古墓《备马图》有二鞘[24]，韩师训墓《备马图有三鞘[25]。金代鞍鞘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如《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条记载：“禁私家用纯黄帐幕陈设，若曾经宣赐鸾舆服御，日月云肩、龙文黄服、五个鞘眼之鞍皆需更改。”虽然在传世的金代绘画中还能看到鞍鞘，如吉林省博物馆藏张瑀《文姬归汉图》[26]，但在考古发现中已经很难见到了。元代、明代，鞍鞘仍可见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人骑图》，马有二鞘[27]，故宫博物院藏仇英《临肖照中兴瑞应图之一》，马有二鞘[28]，但已属少见。明代文人王鸣鹤《登坛必究》中讲到“硝绳”，正如孙机先生所说这时的硝绳已经是鞍鞘的尾声了。至于中国古代鞍鞘是否受西方影响而产生，还有待于进步考证、研究。

文章原载于《文博》2013年第6期

文章配图、附表来自原文

注 释

[1] 孙机《唐代的马饰与马具》，《文物)1981年第10期；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中的《唐代的马饰与马具》，文物出版社，2001年12。

[2] 杨宝忠《论“以序考字”》，《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3]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07页，图料8-10-1，文物出版社，2001年12月。

[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明兰、郭引强编著《洛阳汉墓壁画》第172、173、175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10月。

[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主编《我建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球墓》图版如(M733，文物出版社，19年3月

[6]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图版肆-3，《文物》1984年第6期。

[7] 邹文主编《中国艺术全鉴》图074，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5月。

[8] 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图五，《文物》1985年第10期；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补遗》图1，《文物》2001年第5期。

[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图版五五，文物出版社，2003年8月。

[10]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隋代虞弘墓》图版36、37，40、41，文物出版社，2005年9月。

[11] 铜镜，如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的狩猎纹铜镜，马有五鞘，见韩建武《神韵与辉煌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115页，图56，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金银器，如西安何家村窑藏出土的狩借纹高足银杯，马有三稍、五鞘，见齐东方、申秦雁主编《花舞大唐春 何家村遗宝精粹》第59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陶瓷器，如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黄釉壶，武士坐骑有四鞘，见段绍嘉《陕西西安出土的青瓷器)，《文物)1960年第4期。

[12]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阎立本《职贡图》中林邑王子坐骑，马有五鞘；辽宁省博物馆藏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马有五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佚名《游骑图》，马有五鞘；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马有五鞘。

[13] 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图2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7月。

[14] 克林凯持著、赵崇民译《丝路古道上的文化》插图2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0月。

[15] 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彩版216，新疆美术摄形出版社，1994年10月。

[1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图版三0-4，第16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

[17] 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

[18] 如《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条记：七月，太宗率军亲征辽东，“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中也有：“就人间以齊物，从戎马以同尘。咸愿解巾，负兹羁鞢。”

[19] 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20] 杨泓《宋代的马珂之制—从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所藏宋画及日本的“唐鞍”谈起》，文物，1987年第9期。

[21] 王建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彩瓶三-1，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

[2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基》图版二六-1，图版一-1，文物出版社，1993年4月。

[23] [24] [2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江基壁画》图版55、76、85，文物出版社，2001年9月。

[26] 郭沫若《谈金人张瑀的<文姬归汉图>》，《文物》1964年第7期。

[27] 杨新、班宗华、聂崇正，高居翰、郎绍君、巫鸿《中国绘画三千年》第148页，图136，中国外文出版社，1997年。

[28] 故宫博物院张万夫《明四家画集》图207，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12月。